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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6 05:49:40

                                                        第一, 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不干涉内政是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各国都应遵守。

                                                        使馆发言人: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宣布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区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后,彭定康等英国政客伙同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大肆歪曲抹黑,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露骨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要强调以下几点:

                                                        港府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议有关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香港繁荣稳定,从而更好地保障香港市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24日在铜锣湾、湾仔一带的暴行,显示“港独”和“黑暴”分子仍然猖獗,印证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和迫切性。

                                                        昨天(5月24日),大批暴徒在香港铜锣湾及湾仔一带非法集结,大肆煽“独”,作出严重暴力违法行为。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当晚表态称,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并支持警方果断执法。

                                                        港府指出,暴徒自去年6月起藉“修例风波”持续多月发起破坏社会安宁行动,为香港带来极大伤害。虽然暴力违法行为在早前疫情严峻期间有所收敛,但暴徒一直蠢蠢欲动,随着疫情缓和,暴徒再次藉词反对有关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一事,24日在铜锣湾、湾仔一带非法集结和作出暴力违法行为。

                                                        港府还指出,疫情仍未过去,本港经济情况严峻,经不起进一步打击。24日在铜锣湾、湾仔一带的非法集结和严重暴力违法行为,不但影响附近一带的商业活动,更可能增加病毒传播风险,极不负责任。政府呼吁市民与暴徒划清界线,切勿以身试法,并同声谴责暴行。

                                                        全国工商联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类型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种产权所有制形式深度融合,交叉持股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中,公有财产和非公有财产界限难以划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权责存在重合、交叉的情况。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滞后,导致从刑法理论到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都难以有效实现对民营经济的有效保护,也难以营造平等保护公平保护的法治环境。具体表现如下:1.非公经济领域的贪腐案件相对公有制经济领域惩罚偏轻、犯罪成本较低。针对公司企业人员侵占、挪用财产,在公有制经济领域规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对应规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针对收受他人财务为他人牟利的,在公有制经济领域是受贿罪,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则对应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认定及刑罚处罚也不相同,比如,贪污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职务侵占罪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挪用公款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挪用资金罪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受贿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在实践中,甚至导致非公有制企业的资金被挪用,往往只按民事纠纷处理。2.刑事追诉标准明显不同。例如,同为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侵吞、窃取、骗取公司、企业财产的行为,贪污罪的一般追诉起点数额是5000元,若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追诉起点数额可以低于5000元;而针对民企的所谓职务侵占行为数额在5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才予以立案。再如,同为挪用公司、企业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挪用公款数额在5000元至1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予以追究;而挪用非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才予以立案。这些问题,使得对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难以起到约束和威慑作用,无形中助长了民营企业内部一些管理人员的贪腐风气。

                                                        第三, 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是“一国两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有关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为了更好执行“一国两制”。近年来,特别是香港“修例风波”以来,“港独”分子和激进分离势力活动日益猖獗,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一些外部势力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合流、沆瀣一气,利用香港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中国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筑牢“一国两制”制度根基的必要举措。只有国家安全有保障,“一国两制”才能有保障,香港繁荣稳定才能有保障。

                                                        第二, 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事权,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如此,中国同样如此。中国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履行其宪制责任,但这并不影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继续建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中央政府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这是基本的国家主权理论和原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总之,国家安全立法将使香港变得更安全、更美好、更繁荣。

                                                        为此,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提出如下建议: